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43年2月，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保证自己和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服务意识主导下，习仲勋带领地委干部将地处边区北大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绥德治理得有声有色。如何将服务意识转化成行动？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讲得很明白：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不仅对司法干部要求如此，其他部门的干部也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根据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由于不占劳动时间，冬学深受群众欢迎，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中共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的妻子生小孩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帮忙请来大夫，买了药品，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全家人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有一件事，在当地群众中广为传颂。当时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大嫂嫌弃又聋又哑、老实憨厚的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了解这一情况后，一边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一边叮嘱分委机关的饲养员：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1940年4月3日，在关中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专门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和高自立，信中说：“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在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期间，绥德地区同时进行了移民运动，并把它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为了更好地推动这项关乎当地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掌握实际情况，习仲勋上任绥德地委书记不久，就到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一方面帮助解决该村群众的一些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总结郝家桥村移民工作的经验，在全区宣传推广，并根据调查报告制定了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该方案在鼓励群众南下移民的同时，切实维护移民群众的利益。如规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党的移民政策的关心鼓励下，一批批移民自愿南下，使移民工作和大生产运动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红旗渠，是一条人工修建的灌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原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渠首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总干渠长70.6公里，渠底宽8米，渠墙高4.3米，纵坡为1／8000，设计最大流量为23立方米每秒，全部开凿在峰峦迭嶂的太行山腰上，工程险峻，被中外人士誉为太行山上的“人工天河”。

林县干旱缺水，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70毫米，且时间分布不均，当地石多土薄，涵水能力差。当时全县共有90多万亩耕地，只有1万多亩水浇地，其他耕地全是靠天种植，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5个村人畜吃水困难，有的跑5里、10里去取水，还有的跑更远路程去取水。在吃水如油的日子里，当地常常因水发生打架斗殴、伤人亡命的事故。1960年，时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发出了“重新安排山河”的号召，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来，自此，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拉开了序幕。

在上世纪60年代，在险峻的太行山上修建一项水利工程谈何容易。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县只有15000千克粮食，300万元储备金、28名水利技术人员。面对重重困难，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山河”的豪情壮志，于1960年2月开工修建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没有住的地方，民工们就睡在山崖下、石缝中，有的垒石庵，有的挖窑洞，有的露天打铺，睡在没有房顶、没有床、更没有火的石板上，薅把茅草当铺草，真是铺地盖天。没有工具，民工们带着家里的铁镢、铁锹、小推车上了工地。没有石灰，就全县广招烧制石灰的能手，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烧灰法，彻底解决了工地用石灰难的问题。没有炸药，就招聘制造炸药的人才，办工厂，解决了炸药难的问题。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工地先后办起了机械厂、荆编厂、车辆修配厂等。逐步解决了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据计算，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在红旗渠修建的10年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红旗渠总设计师吴祖太，在接到设计红旗渠的任务后，不畏艰险，翻山越岭，进行实地勘测。期间他遭遇了母亲病故和妻子救人牺牲的巨大变故，仍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坚持奋斗在红旗渠建设的第一线。1960年3月28日下午，吴祖太听说王家庄隧洞洞顶裂缝掉土严重，深入洞内察看险情，却不幸被洞顶坍塌掉下的巨石砸中，夺去了年仅27岁的生命。

红旗渠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未修建初期的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支持红旗渠，并对红旗渠的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1969年，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村插队落户，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在这个叫做梁家河的小村庄里，习近平经历了他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第一次离开家门投入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习近平起初感到十分孤独。但很快，他就开始适应环境，并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他第一次过了农村生活的四大关：一是跳蚤关。由于卫生条件差，一种叫做“虼蚤”的小虫随处可见，被咬后身上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必须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人们甚至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二是“饮食关”。农村生活条件差，粗粮多，蔬菜少，加上不会粗粮细做，餐食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三是“劳动关”。在城市生活的知青们没有做过重体力活，刚开始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有时难免有抵触情绪。时间长了，习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乡亲们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刘金莲后来回忆到，“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习近平第一次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四是“思想关”。长年劳动中，习近平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他看作自己中的一分子。这是一个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多年后，习近平回忆这段岁月：“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5年，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10月7日是他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延安时期，为了响应党中央毛泽东1941年所作的《农村调查》引起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在陕北、晋西北23个村镇，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史称“晋陕调查”。张闻天的这次调查研究经历，收获巨大，成果丰硕，不仅为党中央制定各项农村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其个人思想转变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建设都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实践研究基础。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令。“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到自然村。”关于调查的对象、重心，张闻天认为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此而及上层建筑。他指出：“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过去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因此，这次调查是一次由经济基础而及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调查。张闻天将调查团分成4组，在神府县(即今天的神木、府谷县）直属乡调查了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其中贺家川是神府县政府所在地，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自然村。张闻天亲自调查了这个村，在贺家川，张闻天取得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如关于生产力的状况，了解了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用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头蒜……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张闻天还带调查团的同志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看到有专养公驴拉到集市上来配种的，配种一次收三斗黑豆，而养公驴这行当却被视为“贱业”，张闻天则告诉县里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会降低。各组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闻天综合研究８个自然村的材料后，从3月28日起，开始写调查报告至4月29日完稿，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贺家川８个自然村的调查》。

通过这次“晋陕调查”，张闻天对农村各阶级、层级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人口、劳动力、牲畜等现有分配情况，对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等，均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各阶级、阶层变化的动向。张闻天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使他在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论证上，有其独到、精辟之处，有些政策建议也要更为具体和切合实际。因此，可以说，张闻天的调研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深刻反映了北方农村的真实情况和演变趋势，如农村的阶级变化，经济发展的趋势等，而且加深了党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成为党制定这方面政策的重要基础。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秉持“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的理念，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有声有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毛泽东同志就“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枫桥经验”的来源。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增多，枫桥的干部群众在打防结合，制止犯罪方面作出了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和完善“教育人，改造人”的内容和形式。首先，强化教育，挽救帮教对象，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不推一把拉一把，帮一时更帮一世”，坚持以教育为主，辅之以实际问题的解决。开始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勤劳致富。其次，对外来流动人员坚持实行情感式管理，既严格管理，又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充分分享枫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这个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治安综合治理网络的新经验，成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利益之间的相互碰撞，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枫桥的干部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这套工作方法对于及早发现并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的思路，形成了“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新经验，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

枫桥生产的重型卡车刹车系统零部件和总成占据了全国60%的市场份额，有140多个企业加入了汽配协会。每年生产15亿米面料的纺织企业也是枫桥的利税大户，有140多个企业加入了纺织协会。如此大的经济体量，社会矛盾纠纷不可避免，依靠社会组织解决问题成为了首选。2015年镇政府接到5起村民投诉，都是关于村中纺织户织布机噪音扰民的问题。镇政府与纺织协会一起入村调查，提出解决方案，由协会出资，在村外集中设立纺织生产园区，建标准化厂房，彻底解决了扰民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枫桥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实现了让大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逐步实现专业、集约、高效的管理模式。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民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2013年，几则有关新江湾城乙小区新交房质量纠纷的贴子在业主网络论坛引发轩然大波，新江湾城社区（街道）党工委在情况摸底后，通过网络平台积极进行解释疏导，迅速平息了事态。此后，在S网新江湾城社区版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9个小区业主论坛，帖子话题涵盖社区环境、小区物业、时事点评、一线工作法、业主维权、生活感受等、引起广泛关注。针对社区网络论坛活跃，业主参与面广，网络舆情信息量大，亟待引导等新情况，社区党工委顺势而为，积极探索。开展了“双版主双进入”的工作实践。所谓“双版主”，就是居委会干部与网民选出的版主一道共同担任社区论坛的版主；所谓“双进入”，就是居委会干部进入网络社区，原有版主进入真实社区。目前街道7个居委会的负责人全部注册担任论坛版主，进入所辖小区业主论坛，各居民区党组织落实一名操作员，每日登陆论坛看帖、发帖；扎实推进“大论坛全进入”。党工委积极动员街道机关科室、区派出机构等部门党员干部进入业主论坛、社区论坛，积极与网民交流互动，及时在网上暖民心、聚人心，在网下解民忧、化民愁，切实为社区群众服务。同时，依托内外优质师资，积极开展业务培训，邀请市网宣办的领导、专家、S网的资深编辑，分期分批对居委干部、机关科室、社区单位进行培训，两年之内、街道已累计培训200多人次。构建“干中学”的能力培养模式。每月举办一次网络党建经验交流会，对近期网上动态进行点评，就工作得失、所思所惑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不断改进不足。通过多次业务培训和实践磨练，社区干部，特别是40、50人员占较大比例的居委干部从以前的“论坛菜鸟”慢慢成长为敢于、善于、乐于同社区网民打交道、为居民服务的“论坛达人”。

党工委积极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到论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形成以大社区论坛讨论为主，小区论坛交流为辅，相互联系、相立呼应、相辅相成的社区网络党建格局，切实将社区论坛和业主论坛整合成一个“开放式”服务平台。在通过网上话题讨论交流、信息发布咨询等全面准确地了解群众所需所求的基础上，党工委组织各级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制定举措，切实满足群众需求，将“线上服务”延伸到“线下服务”，将虚拟社区服务和真实社区服务融合为一个整体。报统计，两年内通过网络党建平台，街道、社区单位以及居委会共收集涉及社区民生的各类意见、建议及问题230余条；发布居委会情况介绍、“爱心小筑”便民服务、家政服务、居委会选举、业委会选举等各类信息650余条；举办了“平凡的力量——感动新江湾城人物”网络推选，网络版主倡议迎世博、廉政文化进网络等主题活动20次，网民参与达1万多人次；解决路面坑洼、“开关站”建造、路口广告牌遮挡交通视线、小区违章开五金店、生态走廊断头路、城区河道管理、噪音扰民等100多项民生问题；及时有效化解Z小区房屋质量纠纷、小区路边停车等矛盾和难题，维护了社区和谐。

2019年是上海“一网通办”政务服务的攻坚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在一年内努力实现“双减半”和“双100”的目标，即审批承诺时限在法定时限的基础上平均减少一半，审批办理时限比上半年平均减少一半。通过源头清理证明材料、数据共享等手段，做到申请人实际提交村料比上年平均减少一半。全年实现100件事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新增100项个人事项全市通办。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多头路、重复跑、跨地跑”和“办证多、办事难”一直是困扰基层服务的难题，也是群众和企业办事的“滴点”，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的现象层出不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2018年初，上海市升级“一门一窗服务”，推出“一网通办”，采用线上办事为主线下办事为辅的服务新模式，简化企业、群众办事环节、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在“中国上海”门户网站开设的“一网通办”政府服务总门户，不仅可以办理核名、工商注册，还可以办理纳税申报、投资审批等多达1339项事项，实现审批事项全覆盖，“一网通办”已经成为上海市政府服务的对外招牌。

上海的“一网通办”建设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通过业务流程和各部门内部流程以及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办事流程的重构优化，打造服务集成、全覆盖、标准化、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体系，确保面向企业和市民的所有政务“进一网、能通办”。为使人民群众和企业“轻装上阵”，上海市政府认真履行“店小二”职责，围绕企业群众到政府办事，还存在“搞不清楚找哪个部门，看不懂流程，备不全材料需要反复跑”等痛点，通过实地调研和摸排，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给用户“画像”，分别上线了市民主页和企业主页，以用户视角，按照部门分类和主题分类的模式，穷尽审批中的所有办理情形，研判企业和市民的潜在需求，提供智能引导服务，让市民来政府办事由做填空题变为做选择题。只要是持证的居民，或是在上海注册的企业，在“一网通办”系统注册后即能生成自己的页面，享受个性化服务。为了进一步方便企业和市民，“一网通办”还推出了移动端“随申办市民云”APP 和微信端登录入口，方便企业和市民随时随地能够在线办理，在“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上推出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总客服、统一公共支付、统一物流快递”服务，让市民和企业随时随地都能出具相关电子证照，足不出户就能进行政务服务咨询、投诉和建议，完成各项缴费和各种材料的交收，如同网络购物一般，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务服务的便利性。

“一网通办”成效非常明显。例如，市市场监管局先后于2018年3月31日、2019年1月3日在“一网通办”总门户推出开办企业、注销企业两大在线服务系统，实现了对企业从准入到退出的全程式服务，构建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的协同办事流程，着力解决企业集中反映的“开业烦”“注销难”等突出问题。系统上线至今，已为30.3万户企业核发营业执照，占同期新设企业总数的90%。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一网通办”的根本目标是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方便、体验更满意。“一网通办”的“网”是涵盖线上线下的整个政务服务网，线上线下要加快融合、同步优化，进一步实现从“能办”向“好办”转变。线上总门户要继续扩大服务事项覆盖面，优化系统、简化操作、改进体验，努力实现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同时要用好“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虚心听取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做法，完善服务方式，提升老百姓的感受度、便利度和满意度。